六藝可以全提，可以合論，亦可分論?，F在請合論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?！对姟贰稌贰抖Y》《樂》為何可以并提合論？蓋緣于此四“藝”實有其特殊性。這涉及最早的學校設置何種課程的問題。我國學校起源甚早，殷商不必說，前面的夏朝甚至五帝之時，已有學校存焉。當然形成健全完整的學校建制，是在周朝?！抖Y記·學記》寫道：“古之教者，家有塾，黨有庠，術有序，國有學。”（《禮記正義》，十三經注疏本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052頁）意即古時的教育是分層級的，閭里的叫“塾”，略同于后來的私塾，由做過官的人，回歸閭里后每天坐于門前，而家塾就在門側的廳堂里，是為“家有學”。按周時制度，二十五家為閭，五百家為黨，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遂。鄭玄注謂：“術，當為遂，聲之誤也。”（同上）“庠”指鄉學?？资柙疲?ldquo;凡六鄉之內，州學以下皆為庠。”（同上，第1054頁）而“序”，則為縣以下、不超過六遂的區域所設之學。“國有學”者，依孔氏穎達的疏證，國是指天子所在的都城，以及各諸侯國的中心區域。由此可見以周朝為代表的古代教育體制，有極為完善的學校建制系統?！吨芏Y》賈公彥疏又云：“周立太學王宮之東膠，膠之言糾也，所以糾察王事。周立小學於西郊，為有虞氏之庠制，故曰虞庠。”（《周禮注疏》［彭林整理］上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131頁）《禮記·王制》亦曰：“天子命之教，然后為學，小學在公宮南之左，大學在郊。”（《禮記正義》，第370頁）鄭注認為：“此小學大學，殷之制。”（同上）則周之設學又是直承殷制而來。若周制，孔疏認為應是：“大學在國，小學在四郊。”（同上，第371頁）
古代學校的名稱和設置又不止此?！吨芏Y·春官宗伯·大司樂》云：“大司樂掌成均之法，以治建國之學政，而合國之子弟焉。”（《周禮注疏》［彭林整理］中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831頁）何謂“成均之法”？或者先問，何謂“成均”？鄭玄引董仲舒的話為證，曰：“成均，五帝之學。”（同上）所以馬一浮為浙江大學寫的校歌，其第二段的起句為：“國有成均，在浙之濱。”（馬一?。骸墩憬髮W校歌》，《馬一浮集》第一冊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98頁）是以最古老的大學名謂喻示今日之大學，以明吾國重教之古老傳統。至其“成均之法”，則如賈氏公彥之疏云，“掌成均之法，以治建國之學政”者，是說“周人以成均學之舊法式，以立國之學內政教也”（《周禮注疏》［彭林整理］中冊，第831頁），也是承繼傳統之意。馬先生在所附說明中又說：“國立大學比於古之辟雍，古者饗射之禮於辟雍行之，因有燕樂歌辭。”也是引用《周禮》的典故。斯賈公彥疏又云：“五帝總名成均，當代則各有別稱，謂若三代天子學，總曰辟雍，當代各有異名也。”（同上，第832頁）這就是馬先生又引“辟雍”的來歷，則“辟雍”是為三代之學的總稱。
本文作者近照
然則古代的各級學校，都由什么人來教，又是哪些人來學呢？《白虎通》寫道：“古者教民者，里皆有師，里中之老有道德者，為里右師，其次為左師，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、孝悌、仁義。”（陳立撰：《白虎通疏證》上冊，中華書局，1994年，第262頁）這是指比較靠下一些級次的庠序之學，師者須找那些老而有道德的人來承擔。至于上層子弟，譬如公卿大夫的子弟，以及諸侯卿大夫的子弟，有個專用名稱曰“國子”，就不是一般的有德行的老者能膺此任了?！吨芏Y·春官宗伯下·大司樂》之鄭司農注云：“公卿大夫之子弟，當學者謂之國子。”（《周禮注疏》［彭林整理］中冊，第831頁）教“國子”者，是由不僅有道德，而且通道藝的“儒”來擔任。所教的內容，據《周禮·地官司徒·師氏》記載，主要是“三德”和“三行”。“三德”者：“一曰至德，以為道本；二曰敏德，以為行本；三曰孝德，以知逆惡。”“三行”則為：一曰孝行，以親父母；二曰友行，以尊賢良；三曰順行，以事師長。”（《周禮注疏》［彭林整理］上冊，第493頁）雖主要是德教，這個要求可不低。國子之外的其他“民”之子弟，所學內容應大體與之相同，只是要求有高低之別。這里需要說明的是，所謂其他“民”的子弟，也不是社會的勞動階層，而是“治人”者隊伍中的比較低位的一些執事者。殷周時期的教育，都是官學，絕不是面對所有人的。“有教無類”是孔子的教育主張，歷史上私人辦學的先河是孔子所開創，孔子之前的學校，則是為有地位有身份的階層所開設。以此在探討三代教育之時，切不可弄錯了社會歷史的階段性。
管理學校教育的專門機構，名“師氏”?！吨芏Y·地官司徒·敘官》載：“師氏，中大夫一人，上士二人，府二人，史二人，胥十有二人，徒百有二十人。”依鄭注，師就是“教人以道者”的稱呼（同上，第313頁）?？磥磉@個機構的編制還蠻大的。問題是，與“師氏”并行的還有一個機構曰“保氏”，職能是協助師氏以教國子。而師氏和保氏上面，還有總覽教育全局的的“地官司徒”，任務是統帥所屬部門“掌邦教，以佐王安擾邦國”，這就相當于現在的教育部，其首長則近似于主管教育的副總理。地官司徒的編制也很可觀，光是教官之屬就有：“大司徒，卿一人。小司徒，中大夫二人。鄉師，下大夫四人，上士八人，中士十有六人，旅下士三十有二人。府六人，史十有二人，胥十有二人，徒百有二十人。”（同上，第306頁）這也說明盛周時期是何等重視教育。
本文作者近著兩種：《國學與經學》，中華書局2021年5月版；《八十夢憶》，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2022年1月版
下面來看當時的學校所學的是何種課程?！吨芏Y·地官司徒·保氏》寫道：“養國子以道，乃教之六藝：一曰五禮，二曰六樂，三曰五射，四曰五馭，五曰六書，六曰九數。”（同上，第499頁）這是說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，是當時教授的主要課程。當然具體所包含的內容極多。譬如禮，包括祭祀的禮儀、宴賓客的禮儀、喪禮的儀容、軍旅的禮儀、朝廷舉事的禮儀等，鄭注將其簡化為“吉兇賓軍嘉”（同上，第499頁）。“六藝”的“禮”最為繁雜，以致有“禮儀三百”“威儀三千”的說法，“吉兇賓軍嘉”五禮只是約舉而已。“樂”同樣繁復之甚。主管樂的機構叫大司樂，下面執事人等一大堆。教授對象為“國子”，請有道有德者擔任教習。樂不單是合于樂律的好聽聲音，而且有教化的內涵。就是說，其中有“樂德”存焉。“樂德”體現的是中、和、祗、庸、孝、友，所采用的音樂語言則包括興、道、諷、誦、言、語等方式（《周禮注疏》[彭林整理]中冊，第831-833頁）。教的時候，樂和舞是結合的，教國子的舞有《云門》《大卷》《大咸》《大?》《大夏》《大濩》《大武》（同上，第834頁）等，都是虞夏殷周的古典音樂。這里我們還需知曉，不僅樂舞是結合的，樂和禮也是結合的，不同的禮儀場合須選擇不同的音樂。比如“以六律、六同、五聲、八音、六舞大合樂，以致鬼神示，以和邦國，以諧萬民，以安賓客，以說遠人，以作動物”（同上，第836頁）。據傳，這種“大合樂”屬于六代樂，也為的是傳承古樂經典。
禮和樂是“六藝”中的頭兩藝。后面依次為射、御、書、數。射是射箭。射箭是技能，也是武藝，也可以成為特定場合的表演項目。當王者有出入活動之時，會選拔出色的射手，在西郊虞庠學之中，舉行大射之禮。配合大射，有特定的音樂，一般要演奏《王夏》和《騶虞》（同上，第851頁）?！厄|虞》就是《詩·召南》的最后一章：“彼茁者葭，壹發五豝，于嗟乎騶虞。彼茁者蓬，壹發五豵，于嗟乎騶虞。”（高亨：《詩經今注》上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9年，第40頁）這可以證明，禮樂是結合的，詩和樂也是結合的。除了大射之禮，還有著名的“鄉射禮”，也是極為隆重而熱鬧的鄉間禮儀活動，非常受民眾的喜愛?！多l射禮》是“州長春秋以禮會民，而射於州序之禮”（《儀禮注疏》[王輝點校]上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265頁）。“州”是鄉下面的設置，據《周禮·地官司徒·大司徒》云：“五州為鄉。”（《周禮注疏》［彭林整理］上冊，第367頁）則州屬于鄉沒有問題。在鄉射之前是“鄉飲酒”，前后延續多日。對此，鄭玄注、賈公彥疏的《儀禮注疏》，有專門的三章疏證此禮，讀者可參看，筆者不擬多贅。但作為六藝之一的一門課程的“射”，主要是學習射箭的技能和射箭的禮儀。“御”，就是駕車，這門技能也不簡單。駕車不僅需要技術，也要講求禮儀，包括車馬的儀容。“書”是識字課，因此須懂得六書，即漢字組成的規律，包括象形、指事、會意、形聲、轉注、假借,直到漢以后還是這樣的概括，甚至今天學習漢字，也繞不開這方面的知識。“數”則是計算課，此不多及。“六藝”的課，教“國子”如此，教“民”也是如此，這是當時共同的知識課。
孔子教弟子，也有這套作為知識課和實踐課的“六藝”，但另外還有《禮》《樂》《詩》《書》《易》《春秋》的文本經典課程，也稱為“六藝”。這第二套“六藝”，孔子之前就有了，當然之前不會有《春秋》，于是剩下《禮》《樂》《詩》《書》《易》“五藝”。不過《易》很特別，那是由專業人員來掌握和實施的。這就是《周禮·春官宗伯·大卜》所說的“大卜掌三兆之法”（《周禮注疏》［彭林整理］中冊，第921頁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周禮》盡管對以《易》法為卜的事例也講了不少，但絕口未及此種方法是否也用來教“國子”問題。實際上，包括“三易之法”在內的“三兆之法”，直接涉及的是鬼神、祭祀等神明之事，并不用來教“國子”。所以《周禮》在臚列這一系統的各種執事編制之時，鄭注或賈（公彥）疏不斷注出：“列職于此。”亦即只是列出職務，并不是以《易》法來教學生。由此可以認為，孔子之前用來教國子的經典文本的“六藝”，《易》和《春秋》都可以暫時在外了。所當用的教科書是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四門經典。
不妨多看一些史料證據?！吨芏Y·春官宗伯·大司樂》：“凡有道者有德者，使教焉，死則以為樂祖，祭於瞽宗。”（同上，第832頁）賈（公彥）疏寫道：“學《禮》、《樂》在瞽宗，祭《禮》先師亦在瞽宗矣。若然，則《書》在上庠，《書》之先師亦祭於上庠。其《詩》則春誦夏弦在東序，則祭亦在東序也。”（同上，第832-833頁）賈君也是將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并提。鄭康成注《禮記·文王世子》“凡學，春官釋奠于其先師，秋冬亦如之”云：“官謂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之官?！吨芏Y》曰：‘凡有道者有德者，使教焉。死則以為樂祖，祭於瞽宗。’此之謂先師之類也。若漢，《禮》有高堂生，《樂》有制氏，《詩》有毛公，《書》有伏生，億可以為之也。”（《禮記正義》，第630頁）則鄭康成也是《禮》《樂》《詩》《書》齊提并論，而且區分開“先師”與“漢”的關系?？资戏f達的疏證更為詳明，茲抄錄如下：
凡學者，謂《禮》《樂》《詩》《書》之學，於春夏之時，所教之官各釋奠於其先師。秋冬之時，所教之官亦各釋奠於其先師，故云“秋冬亦如之”。猶若教《書》之官，春時於虞庠之中釋奠於先代明《書》之師，四時皆然。教《禮》之官，秋時於瞽宗之中，釋奠於其先代明《禮》之師，如此之類是也。
又云：
“官謂《禮》《樂》《詩》《書》之官”者，謂所教之官也。若春誦夏弦，則大師釋奠也；教干戈，則小樂正、樂師等釋奠也；教禮者，則執禮之官釋奠也?；适显疲?ldquo;其教雖各有時，其釋奠則四時各有於其學，備而行之。”引“《周禮》曰：‘凡有道者有德者，使教焉。死則以為樂祖，祭於瞽宗’”者，此《周禮·大司樂》文。引之者，證樂之先師也，后世釋奠祭之。然則《禮》及《詩》《書》之官，有道有德者亦使教焉。死則以為《書》《禮》之祖，后世則亦各祭於其學也，故云“此之謂先師之類也”。以大司樂掌樂，故特云“樂祖”，其馀不見者，《周禮》文不具也。云“若漢，《禮》有高堂生，《樂》有制氏，《詩》有毛公，《書》有伏生”者，皆《漢書·儒林傳》文。案《書傳》，伏生濟南人，故為秦時博士，孝文帝時以《書》教於齊、魯之間?！对姟酚忻?，毛公，趙人，治《詩》，為河間獻王博士。高堂生者，魯人，漢興為博士，傳《禮》十七篇?！端囄闹尽罚?ldquo;漢興，制氏以雅樂聲律，世為樂官，頗能記其鏗鎗鼓舞，不能言其義。”是其事也。
斯又云：
其儒林傳《詩》《書》及《禮》多矣而不言者，以其非俊異也。又有傳《易》及《春秋》，不引者，以此經唯有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，故不引《易》與《春秋》。云“億可以為之也”者，億是發語之聲。言此等之人，后世亦可為先師也。疑而不定，故發聲為億。（同上，第630頁）
孔疏又是屢屢以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并稱。而且是溯源頭，連接后世。關于所引鄭注說的《禮》《樂》《詩》《書》的傳承情況，下面再詳之。茲就孔疏最后一段先來言說?？资杈尤唤忉屃瞬⑻帷对姟贰稌贰抖Y》《樂》，而不及《易》與《春秋》的理由?？资险f，所以不引《易》和《春秋》，是因為“此經唯有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，故不引《易》與《春秋》”。他的意思是說，所以不引，是因為《周禮·春官宗伯》這一“經”沒有提到《易》和《春秋》。是啊，本人在前面論《易》時講過了，孔子作易傳之前的《易》，主要是占卜之書，那是由專業人士掌握的“秘籍”，不可能作為教學生的課本。至于《春秋》，孔子之前何來《春秋》？這就是何以最早的教科書，惟有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的緣故。
我們再看孔門之教。我多次說過，孔子教學生有兩套“六藝”，一套是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，是為知識課和實踐課。另一套“六藝”，是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，是為文本經典課。但我想問一句：孔子教學生的時候，可曾也教過《易》否？至少《論語》中從未提及此事?？鬃邮钦f他喜歡《易》，因讀《易》，把穿《易》簡的繩子都折斷了好幾次（“韋編三絕”），并說學《易》這件事，不能年輕時學，最好五十歲的時候開始學，就不致有大的過錯了。他既有如此主張，當然不會輕易教學生了?？鬃邮前选兑住坊貧w為義理之學的第一人，算命打卦這些“裝神弄鬼”的歪思邪行夫子最看不上眼?！墩撜Z·雍也》記載，弟子樊遲問什么是“知”？孔子說：“務民之義，敬鬼神而遠之，可謂知矣。”孔子的意思是說，如果是從讓老百姓曉得道義的角度著眼，只要不褻瀆鬼神就算得聰明的表現，不必為此想得太多?！墩撜Z·先進》亦載，子路問事鬼神的方法，孔子說：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。”似乎對提出這樣的問題感到些不耐煩?！墩撜Z·述而》還記載：“子不語怪、力、亂、神。”這些記載都說明孔子不想對鬼神問題作深入探究，寧可避開，也不愿給出自己進一步的看法。他的不會向學生授《易》也明矣。至于《春秋》，《論語》中確不曾有所提及。而談《禮》說《樂》引《詩》論《書》，在《論語》里是常談，特別講《詩》《禮》《樂》多到不知凡幾，論《書》不是太多。但《春秋》是孔子所作，孟子為此持論甚堅，此不多具。
要說孔子所治學，則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《易》《春秋》都包括在內，但作為教弟子的教科書，只有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，而不包括《易》和作為文本的《春秋》，應可以肯定。樂正崇四術以訓士，則先王之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，其設教固已久。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引金華應氏之言曰：“《易》雖用於卜筮，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?！洞呵铩冯m公其紀載，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。故《易象》《春秋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，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。”（《文獻通考》卷一百七十四《經籍考一》，中華書局，1986年，第1502頁上欄）按此說深獲我心。晚清皮錫瑞《經學歷史》第一章《經學開辟時代》也引金氏語，謂其說“近是而未盡”，乃有此申論：“文王重六十四卦，見《史記·周本紀》，而不云作《卦辭》；《魯周公世家》亦無作《爻辭》事。蓋無文辭，故不可以教士。若當時已有《卦爻辭》，則如后世御纂、欽定之書，必頒學官以教士矣。觀樂正之不以《易》教，知文王、周公無作《卦爻辭》之事?！洞呵铩?，國史相傳，據事直書，有文無義，故亦不可以教士。若當時已有褒貶筆削之例，如朱子《綱目》有《發明》、《書法》，亦可以教士矣。”（《經學歷史》[周予同注釋]，中華書局，2008年，第36-37頁）又以此反證“六藝”之成典過程，但對周代學校以及孔門施教是以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教之說并未持反對意見。
再看戰國時期諸子中的荀、墨兩家持何種態度?！盾髯?middot;榮辱篇》寫道：“先王之道，仁義之統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之分乎。”又說：“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，知不幾者不可與及圣人之言。夫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之分，固非庸人之所知也。”（王先謙撰《荀子集解》，中華書局，2002年，第68—69頁）《荀子·儒效篇》又云：“圣人也者，道之管也。天下之道管是矣，百王之道一是矣。故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之歸是矣。”（同上，第133頁）一則以“仁義之統”來概括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的地位，一則以為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是“天下之道管”，是“百王之道”的代表，其評價也至高矣。
《墨子·貴義篇》也有一段極有趣的對話：“公孟子謂子墨子曰：‘昔者圣王之列也，上圣立為天子，其次立為卿大夫。今孔子博于《詩》《書》，察于《禮》《樂》，詳于萬物，若使孔子當圣王，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？’子墨子曰：‘夫知者，必尊天事鬼，愛人節用，合焉為知矣。今子曰‘孔子博于《詩》《書》，察于《禮》《樂》，詳于萬物’，而曰可以為天子，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。”這段對話，在于公孟提出：既然孔子“博于《詩》《書》，察于《禮》《樂》，詳于萬物”，那他就是圣王了。既然可以當圣王，豈不是也可以當天子嗎？墨子認為公孟的邏輯非?；靵y，諷刺說，如果這種說法可以成立，那就等于以年齡的大小來論富貴，似乎年齡越大就會越富有，因此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。這里且不說他們討論本身的是與非，至少公孟和墨子都承認，孔子因通曉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，并能“詳于萬物”，而成為至高的圣哲?？梢哉f在荀、墨那里，也都是以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四種文本經典，作為孔子所以為圣哲的標識。
太史公是在孔子之后，給予孔子最高評價的最早的歷史家?！妒酚洝方o孔子以極尊崇的地位。單是列孔子于“世家”，就是破其史例之舉。不僅有《孔子世家》，還有《仲尼弟子列傳》，都是專門為孔子立傳?！度辶謧鳌芬彩且钥鬃訛榘l端。而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，尤三致意焉，以致高調而真切地寫道：“先人有言：‘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?？鬃幼浜笾领督裎灏贇q，有能紹明世，正《易傳》，繼《春秋》，本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之際？’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讓焉。”（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，中華書局1959年，第3296頁）則史遷已經是以繼先圣之詩書禮樂之統自居了。這有點像孟子的豪語：“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名世者。由周而來，七百有馀歲矣。以其數，則過矣；以其時考之，則可矣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，如欲平治天下，當今之世，舍我其誰也？吾何為不豫哉？”（《孟子·公孫丑下》）孟子之后，只有司馬遷敢如是宣稱也。他說的不是空話，《太史公書》百三十篇足可為之證實。除了一《世家》、一《列傳》專為孔子而設，百三十篇中，《五帝本紀》《夏本紀》《殷本紀》《周本紀》《秦本紀》《秦始皇本紀》《孝文本紀》《三代世表》《十二諸侯年表》《禮書》《樂書》《律書》《天官書》《封禪書》《吳太伯世家》《齊太公世家》《魯周公世家》《燕召公世家》《管蔡世家》《陳杞世家》《衛康叔世家》《宋微子世家》《晉世家》《楚世家》《鄭世家》《趙世家》《魏世家》《田敬仲完世家》《外戚世家》《留侯世家》《伯夷列傳》《留侯列傳》《管晏列傳》《老子韓非列傳》《伍子胥列傳》《樗里子甘茂列傳》《孟子荀卿列傳》《平原君虞卿列傳》《范睢蔡澤列傳》《魯仲連鄒陽列傳》《呂不韋列傳》《李斯列傳》《田叔列傳》《平津侯主父列傳》《儒林列傳》《酷吏列傳》《滑稽列傳》《龜策列傳》《貨殖列傳》《太史公自序》等計五十篇，都提到了孔子?；蛘咭浛鬃拥脑捯詾榱⒘x，或者以孔子的生平事跡記錄其中，或者竟是在《太史公曰》的筆書中借孔子的言說發為感嘆?？鬃訋缀醭蔀槭愤w結構《史記》的一條引線，更不要說思想上的“一以貫之”的依尊了。
關于孔子和“六藝”的關系，司馬遷有多種筆法。最有名的是《孔子世家》的一段話：“孔子以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教，弟子蓋三千焉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。”（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，第1938頁）又說：“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，可謂至圣矣。”（同上，第1947頁）其在《滑稽列傳》中亦記孔子之言曰：“六藝於治一也?！抖Y》以節人，《樂》以發和，《書》以道事，《詩》以達意，《易》以神化，《春秋》以義。”（同上，第3197頁）又《秦本紀》有載：“戎王使由余於秦。由余，其先晉人也，亡入戎，能晉言。聞繆公賢，故使由余觀秦。秦繆公示以宮室、積聚。由余曰：‘使鬼為之，則勞神矣。使人為之，亦苦民矣。’繆公怪之，問曰：‘中國以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法度為政，然尚時亂，今戎夷無此，何以為治，不亦難乎？’由余笑曰：‘此乃中國所以亂也。’”（同上，第192頁）這是個有趣的故事，即屬于諸夏的王國，是以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為政本，為何還時有亂政發生。由余的意思，認為是沒有真正踐履，而是向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的反方向運行，豈有不亂之理。這且不管，從上述幾段《史記》的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出，司馬遷作為當時最熟悉孔子的大史學家，作為孔子的推崇者和崇仰者，他當然深知孔子所治為“六藝”之學，但在書寫時，也是常常以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來代表孔子的思想，而略去了《易》和《春秋》。
職是之故，我的結論是，當孔子在世時作為教科書的“六藝”，只有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，而無《易》和《春秋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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